文科生為何成為就業“弱勢群體” 畸形擴招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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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就業無“錢途”、出國沒“前途”、考研無“坦途”,文科大學生被貼上了“弱勢群體”的標簽。記者采訪發現,專業性不夠、替代性強,是文科生就業的“硬傷”。在這背后,既有部分高校盲目增設文科專業的畸形擴招模式“作祟”,也有以就業為導向的教育功利化理念在“搗亂”。
文科生就業率偏低
“一個文科傻妞就此誕生。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久前的高招時節,實名認證為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科普作家的網友“太簇”,因不同意朋友之女報考北大歷史學系,在微博上發表上述關于文理科的觀點,引發爭議。
隨后,一些社會機構公布的調查結果,似乎也進一步印證了“文科無用”的觀點。
國內高等教育領域權威調查機構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12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2011屆本科生畢業半年后,就業率最高的專業是工學,法學、教育學、歷史學等文科類專業在就業率排名中墊后。其中,法學專業本科生畢業半年后就業率為85.8%,低于全國本科生平均就業率90.8%的比率;教育學類本科生畢業半年后月收入為2731元,低于全國本科生3051元的平均水平。
隨著這些不容樂觀的數據不斷公布,“文科無用論”再次甚囂塵上。剛剛從“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黑色寓言中走出來的文科生,再次陷入“畢業即失業”的尷尬境地。
8月下旬,中國新聞周刊網就此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文科生在學習深造、就業等各個方面是否都存在劣勢?截至8月24日10點,已有110479人投票,其中104106人支持“存在劣勢”這一說法,占94%。
就業無“錢途”、出國沒“前途”、考研無“坦途”,被認為是壓在文科生身上的“三座大山”。在就業方面,文科專業就業率普遍較低,平均薪資也低;在出國方面,跟文字、語言打交道的文科生競爭不過理工科學生;在考研方面,數學薄弱的文科生跨專業考研困難重重。有人據此調侃稱,現在大學里流傳新“三不孝”:學文、讀研、沒女友,不少“文科男”三項全占。
就業難是因為替代性強
不夠專業、替代性強,被認為是文科生就業的最大“硬傷”。即使在文科生群體中,也有不少人認為自己之所以就業困難,就是因為專業性不強。
“中文專業被稱為‘萬金油’,新聞、編輯、文秘、管理都能沾點邊兒。但是,這些職位都有自己對應的專業。在找工作過程中,我們只能和那些科班出身的同學競爭,難度可想而知。”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文專業大三學生小周認為。
與理工科專業相比,文科專業就業面更寬,但不夠專。多數企業都設有文科類崗位,如行政、文秘、管理、客服等,這給文科生提供了很大的就業平臺。但是,這些崗位起點低、薪水少,上升空間也不被看好。
“雖然是同時入職,但軟件開發工程師的起薪是7000元,我們文秘宣傳的起薪只有5000元。”現在供職于國家電網某子公司的小鄒說。不過,她對此并沒有過多不滿,反而認為這是“理所當然”,“文科生一般缺少專業技術,與技術崗位相比,比較容易被替代。文科崗位的工作,不少理工科畢業生一樣可以勝任。”
來自教育部的統計數字顯示,就業最困難的文科專業,恰恰是過去幾年學生增長幅度最高的專業。2010年時,全國普通高校理工類本科畢業生為1293114人,是2002年的3.28倍;文科類本科畢業生總數為751918人,是2002年的5.19倍。其中增速最快的是文學類,2010年畢業生總數是2002年77710人的6.27倍,增速遠遠超過理工類。
在這背后,是部分高校現行的畸形擴招模式在“作祟”。一些高校為了擴大辦學規模,不斷增設專業。增設理工科專業所需的實驗室、器材耗資巨大,而增設文科專業的成本和難度就相對小很多。部分高校在開設文科專業時急功近利,新聞熱門就開設新聞學,法學熱門就增設法學。這些倉促而設的文科專業,在教學上不同程度地陷入理論化、空殼化,不僅無法讓學生從中受益,相反還加劇了文科類就業崗位的競爭。
最終拼的是真本事
不少持樂觀態度的文科生認為,就業難是所有大學生的現狀,和文科理科沒有關系。就業拼的是真本事,是學業功底、務實精神和擇業觀念。
有網友調侃說,古代也沒有分文理科,還不是照樣有著名的數學家、哲學家、詩人?務實一點、專心做事,才是硬道理。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文科無用論”是一種功利主義的觀點。在當前的教育體系下,“文科無用論”必然有廣泛的市場。
據熊丙奇介紹,我國現有2600多所高校,按照高等教育的定位,本該有一部分高校實施通識教育,關注學生的基本能力與素質培養,淡化專業界限,給學生自由選課空間。但是,相關部門常以就業率來評判學校辦學成績,導致幾乎所有高校都以就業為導向培養學生,變成了“職業培訓所”,“在這種情況下,哪些學科、專業好就業,就是有用的專業,反之則是無用的專業。”
“在功利的教育環境中,受教育者和社會以功利的視角選擇和評價教育,是很自然的。這種教育與受教育者的相互作用,只會進一步加劇教育的功利性。”熊丙奇認為,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一方面需要教育改革,讓教育擺脫功利色彩;另一方面,也需要受教育者和社會公眾,更多地關注教育的非功利的價值,“事實上,教育的非功利價值更值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