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通過題客調查網和民意中國網，對5206人進行的調查顯示，65.9%的人感覺自己所在地對高職教育的經費投入較少。76.4%的人希望國有大中型企業率先承擔職業教育責任，為高職院校學生提供培訓崗位。受訪者來自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4~45歲的青少年占88.5%。

　　65.9%的人感覺所在地對高職教育經費投入較少

　　調查中，62.5%的人認為，高職教育在社會流動中給人們提供了平等競爭的機會，是實現教育公平關鍵的一步。

　　北京師范大學(微博)職業教育研究所所長趙志群認為，人的天賦秉性不同，不是所有人都適合走學術研究的路，高職教育給很多普通人提供了公平接受教育的機會。同時，高職教育也在回應城鎮化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讓一些家庭條件不太好的學生也能實現高質量和體面的就業。

　　與高職教育的重要性不匹配的是，我國對高職教育的投入偏低。據廈門大學教授史秋衡介紹，《2011年全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顯示，2011年我國各級各類教育機構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和基本建設支出，本科院校占15.0%，中職院校占6.4%，高職院校僅占3.4%。

　　從各地高等職業學校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水平來看，大部分省份低于當地普通本科學校的水平。2012年，各省已經落實本科學生生均撥款水平1.2萬元的標準，高職院校學生的生均撥款還沒有明確的標準。

　　調查顯示，65.9%的人感覺自己所在地對高職教育的經費投入較少，僅13.0%的人感覺較多。

　　全國人大代表、周口科技職業學院院長李海燕，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由于高職院校需要大量實訓設備、材料等，培養學生的成本遠遠高于普通本科學校。現在高職院校尤其是民辦高職院校的收入主要來源于學費，如果收得多，不少貧困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如果收得少，學校就面臨倒閉。她提議，高職院校在校生的生均經費應該和普通本科學生有同等待遇，對公辦和民辦院校一視同仁。此外，國家要加強對撥款的審計和監管。

　　趙志群指出，當前高職教育投入不均衡，總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一些示范和重點的高職院校存在亂花錢的現象。比如，買一些沒有教師會用的高端設備，只為向上級匯報和對外宣傳。當前高職教育經費有限，教育部門該考慮怎么把現有的錢花得更有效。

　　調查中，67.6%的人希望，高職學校生均預算內撥款標準逐步達到本地區同類普通本科院校的標準。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廣西壯族自治區主任委員錢學明認為，政府補助按學生人數計算撥款，一些學校會從自身利益出發，開辦成本低、容易辦的專業。而社會需要的技能型專業，往往成本高、不容易辦，學校不愿意辦。因此，政府對職業教育公用經費的補助，不能簡單按人頭發放，應根據培養成本，按學校類型、專業，分檔次給予補助，引導職業院校提高辦學質量和水平。

　　目前高職院校亟待提高教師能力

　　四川江油市民鄭祚霖感到，普通家庭培養一名高職學生負擔很重。他的孩子在省內一所高職院校學影像專業，每年學費6000元，加上住宿費和生活費，每年花費3萬元左右，幾乎占家庭總收入的70%。孩子目前在找工作，可連一些鄉鎮醫院招聘都要求本科學歷。當初孩子報考影像專業是聽說就業容易，“誰知道這兩年這個專業的學生一下子多了起來。”他認為，政府應該根據就業趨勢調整學校專業設置，及時向社會公布供需狀況。學校也要有長遠規劃，不能坑了學生。

　　當前高職教育發展存在哪些問題?民調發現首先是“社會認同不夠”(59.3%)，其次是“政府支持不足”(54.4%)，第三是“辦學定位不準”(52.0%)。接下來還包括：師資力量缺乏(50.9%)、教學條件較差(46.3%)、就業質量總體偏低(40.6%)、與相關企業聯系較少(39.2%)、高職教育資源重復浪費無序競爭(31.3%)等。

　　趙志群認為，目前高職院校亟待提高教師能力。一些學校為了達到評估要求，片面追求老師高學歷，一定要碩士，可是很多碩士畢業生就是從學校到學校，沒有實踐經驗。他在美國一所高職院校發現，教師平均年齡52歲，都有非常豐富的實踐經驗。

　　我國目前在高職高專中提倡“雙師型”人才(既是教師又是工程師、會計師等)，趙志群認為這個方向很好，但他也提醒，并不是通過某個培訓拿到證書就能成為真正的“雙師型”教師。如果是工程師又是教師，就應該給予遠高于工程師的工資，才能激勵他們來當老師。當前大多數高職院校囿于條件，還達不到這樣的工資水平。所以，高職院校一定要立足現實，教師要先從理論和實踐合作教學做起。

　　59.6%的人期待完善職業教育法

　　李海燕認為，高職教育發展校企合作是關鍵。她去德國考察時發現，德國職業學校的教材和設備每年都會更新，學生接觸的都是最前沿的課程和實踐。行業協會在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它們組織企業撰寫教材、協調學生培訓。而我國實質性的校企合作進展緩慢，不少學校離企業太遠，學生只能在寒暑假實習，不發達地區大企業少，很多學生很難找到合適的企業學技術。國家需要考慮學校和企業怎樣深層次對接，才能實現“訂單式培養”。

　　在深圳市某環保包裝民營企業法人閆衛國看來，目前只有大企業有能力進行校企合作。因為培訓新人的成本很高，比如，在深圳不能以試用為借口降低新人的基本工資，這是直接成本。企業也擔心培養出的人才留不住，會受損失。

　　“中小企業只有認識到職業教育投入能給其帶來效益，才會有動力與學校合作。”趙志群認為，對于國有大中型企業來說，配合職業教育培養高技能人才，是應盡的責任。

　　調查顯示，76.4%的人贊成，國有大中型企業率先承擔職業教育責任，為高職院校學生提供培訓崗位。

　　史秋衡發現，大多數高職院校在省會城市和地級市，但是這樣的城市對于高職學生需求并不大。他建議高職院校服務重心下移，進行縣校合作，既可以解決學生就業，又能與地方經濟緊密結合，促進城鎮化和產業升級換代。我國一些產業大省已有實踐。在寧波市，不少企業在學校建立實訓基地。本土企業技術升級換代在本土高職院校的推動下解決，能大大提高企業效率，學生也可以和企業需求零距離。比如，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實踐縣校合作，以縣域為結合點推進產業發展;寧波職業技術學院的小提琴專業，既學做小提琴也學拉小提琴，聲樂、生產一條龍，學生就業前景廣闊。

　　調查中，59.6%的人期待完善職業教育法，明確政府、學校、行業、企業責任;50.8%的人認為應該統籌考慮高職教育的規劃和發展;42.8%的人期待培養“雙師型”教師隊伍;37.3%的人認為社會應該摒棄“重學歷輕能力，重文憑輕水平”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