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富士康兩次漲薪，漲薪幅度超過了過去10年加薪的總和。

郭臺銘先生將這一動作解釋為“加薪可以保障員工尊嚴，加快經濟轉型”。不知這是不是他的心里話，但加薪現象已經形成連鎖反應。據統計，近期已有11個省市宣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漲幅皆在10%以上，一些省市甚至超過20%，平均漲幅為17%。

所謂最低工資標準，換句話說，即中國廣大廉價勞動力的工資標準，“在合法的范圍內給你最低的”，這是在中國制造語境下勞資雙方心照不宣的默契。

“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出口將嚴重受挫，中國制造危矣”，漲薪潮剛有蔓延之勢，即刻便有盛世危言傳出。

乍一聽，這話不假。但細琢磨，卻著實是數典忘祖。

想當年，靠著過剩的廉價勞動力資源，中國經濟突飛猛進，現如今，嘗到了低勞動成本的優勢，便開始把堅守這一“優勢”變成了政策的出發點，不容攻破。

要知道，人力成本持續走低意味著國民個人福利的不足，而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顯然是個人福祉的體現，換句話說，終結低勞動力成本的狀態才是國家發展的目標，而絕非阻礙。

打個緊跟潮流的比方，世界杯上那個小喇叭瓦瓦祖拉，便是中國制造，看著滿場的中國貨，興奮吧，但是我告訴你，一個中國工人，每天要用12個小時，用上千次重復的動作，制作1000個瓦瓦祖拉，但這一天的收入只相當于1個瓦瓦祖拉在南非的售價。這時候，你還覺得興奮么?

長期以來，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一直偏低，勞動者薪酬的的增長速度遠低于GDP的增速，也遠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速。

據野村證券對工業企業勞動力生產率的估算顯示，勞動生產率在1994~2008年的年增速達20.8%，而同期制造業的工資年漲幅僅為13.2%。

這意味著，在利益的分成問題上，已經長期存在國家、企業、勞動力三方博弈能力不對等的狀態，其結果就是社會福利的偽增長。

所以，此次漲薪潮，毋寧說是將常年來欠的薪金部分歸還而已，于情，當漲。

不過，也有看客提出，漲薪所引發的成本提升將傷及中國制造，進而有損就業，傷及打工者自身。

問題是，人力成本的提高到底對中國制造的霸主地位有沒有根本性沖擊?

在成熟的產業鏈運作模式中，物流、配套設施等要素都將極大程度地影響企業的成本控制，而30年來中國制造所積累的最大優勢之一就是其完備的規模經濟產業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韓德強在接受采訪時曾說：“配套體系發達，工資漲一倍都不會對這些企業有任何影響。”

無論是在兩年前的《勞動合同法》頒布之際，還是5年前的人民幣升值之時，中國制造之殤的論調從未停息，卻無一實現。由此觀之，漲薪于中國制造，絕非傷筋動骨之痛。

退一步講，即使漲薪將使企業面臨一定的經營風險，其成本也當通過減輕企業稅負的方式轉嫁于政府，而絕非由民眾埋單。

有數據顯示，減稅這一老生常談早已在政府財力所及之內。近年來，中國在事實上已經成為稅負偏重的國家。自1998年至2008年，政府全口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已從20%左右上升到32.2%。世界銀行調查顯示，人均GDP在1萬美元以上的國家中，稅收負擔率應在30%左右。中國人均GDP2008年才超過3000美元，而如今政府收入卻已達發達國家的水平。

讓利于企，再還富于民，這本是常識，但形成共識，恐還需時日。

無論如何，漲薪本是政府讓利于民大政方針的題中之義，于理，當漲。

在筆者看來，在人口紅利殆盡之前，漲薪潮非但不會對中國經濟有所傷害，反而會是一次對經濟轉型的有力倒逼。

拉動內需之所以常年淪為口號，流于形式，很大原因在于大多數人口購買力的缺失。十余年來，我國GDP中靠出口實現的比例幾乎兩倍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同樣高速發展的日本。

盡管已有學者提出了效仿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亦有學者提出將國有企業真正“全民所有化”，但在一毛不拔的“鐵公雞”面前，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將直接阻礙社會財富的全民共享過程，進而阻礙內需的拉動，甚至經濟的轉型。

據此觀之，漲薪潮在某種程度上乃自下而上之動力，將產生拉動內需、促進轉型之效。30年轉型路，打工者群體從未獲得應有的集體議價地位，我們聽慣的詞匯不過是欠薪和降薪，漲薪于他們而言，終于姍姍來遲。

看著這場中國大地上遲來的漲薪潮，突然想起了花兒樂隊的一句歌詞：請你拿了我的給我送回來，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閃閃紅星里面的記載，變成此時對白